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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记《大公报》旧事拾零

2007-01-07 14:50:00 来源:博览群书 邓??  我有话说

图书馆保存着历史。那天上午,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(USC East Asian Library),我无意间翻到一本旧书,引出若干线索。

书是陈纪滢写的《胡政之与大公报》,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出版。馆藏的这一册是陈纪滢题赠给陈锡恩的,扉页上写着“锡恩先生夫人伉俪教正,弟陈纪

滢(印章)拜,一九七五(六四)年六月廿八日於台湾”。这册书自入东亚馆后从来没人借阅过,寂寞地躺在书架上,已经有些年头了。

胡政之是中国著名报人。他1926年在天津与吴鼎昌、张季鸾三人共同重组出版新记《大公报》。在后来的几十年内,该报在国内的影响非常广大。胡政之时任报社总经理兼副总编辑,全面主持报馆经营活动,深度参与编辑领导工作。在《大公报》后来的岁月中,他是三人中坚持时间最长,参与工作最多,相对出力最大的。他1889年出生,1949年因肝病在上海病逝。

陈锡恩(Theodore Hsi En Chen)是南加大的著名华裔学者,1938至1974年任南加大教育学和东亚研究教授,是南加大首任东亚语言文化系系主任,出版过《毛泽东的教育革命》(The Maoist Educational Revolution)等多种有影响的著作。他后来将私人藏书捐给东亚图书馆,成为该馆中文馆藏的主要来源之一。

陈纪滢是新记《大公报》旧人,也曾是报社中活跃的年轻骨干之一。抗战期间,他曾主编过《大公报》有影响的《战线》副刊,在汉口参与筹备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,后被选为理事之一。1949年去台湾后,参与政界活动。他在《大公报》的采编活动带有帮忙的性质,属于“私底兼职”,因为他当时一直在邮局有正式和稳定的工作,不算报馆正式职工。他对《大公报》也一直以“客卿”自称。陈后来写过三本有关《大公报》的书,自认为《胡政之与大公报》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本,“最足以反映那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”。平心而论,就总体来说,该书的分量和价值,并不像陈纪滢自诩的那么高,不过书中也提供了一些细节和情况,比如他如何受报馆委派进入当时的伪满洲国调查,采写“九一八”两周年特刊的情况,《大公报》编辑部夜班运转情况纪实等。书中特别提及胡氏遗孀后来的一些情况,是比较少见的内容。

陈的文章1973年先在台北《中华日报》上连载,后又在《掌故》月刊上刊发,然后才正式出书。胡政之的遗孀胡顾俊琦在美国看到这些连载文章,给陈写来了信。胡夫人的来信前后总共四封(1974年2月27日、4月18日、6月6日、8月22日),时间跨度6个月。该书1974年12月正式出版时,陈将四封来信收入题为“胡夫人的四封信”的代序之中。

据胡夫人的信讲述,胡政之1949年4月14日病逝于上海后,她于1951年春只身出走香港。当时上海里弄组织监管很严,她佯作上街散步,趁无人注意跳上电车,直开南市火车站;在那里购一张普通车票来到广州。当时卧铺票需预定,而且须接受查问。她从广州又设法到了香港,沿途细节没有讲,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。因系偷逃,她当时除带少数川资之外,身无长物,胡的所有手札书籍皆抛弃了。

顾氏是胡的续弦,抗战初期成婚。她是民国外交界耆宿顾维钧的内侄女,出身名门,接受过高等教育。陈纪滢说她“气质不凡,端庄蕴藉,受人尊敬”。但也有其他人的回忆文章说,她婚后“使家庭不和,在报社也引起了许多纠纷”;“嗜权贪钱,与胡前妻之女胡燕拼争《大公报》股票”,“胡当时重病于床,听她们日夜争吵,备受折磨”。这些不论真伪,皆成过去。

顾氏与胡政之育有一子,她出走时小儿德生只有八九岁。后托请友人帮助,将其幼子带出,在美国接受教育,再工作结婚育子,自立家业。顾氏当时一人独居纽约,在中国国际商业银行(前中国银行)做一雇员,自言“聊资糊口而已”。

胡政之共有五女三子,除德生在美国,其他子女都留在国内,顾氏与他们没有通信联系。胡政之兄弟三人,他排行老二。其弟选之全国解放时在上海做些生意,“三反五反”后断了音信。其兄一直住在成都老家,原有田产百亩,土改时被分掉,幸未受到很大冲击。

胡政之死后,其遗孀的情况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和关心,在台湾也是如此。陈纪滢接获顾氏来信,也感到非常意外。顾氏在信中自述,当时身体患胃病及胆结石,饮食减少,体重短期内骤减20磅,虽身体精神状况皆差,但是因工作关系不能休息。6月中旬,她入院接受胆囊切除手术,因术中麻药过量,伤及肺部,高烧不退,转入急症病房救护,三周后方才见好,转回家中休息。出院时仍有高热,一段时间后才逐渐退去。8月中旬,她虽身体虚弱,但已支撑上班。

顾氏是在纽约中国城书铺中偶然购到有关连载文章的中文报刊,当时距胡政之去世已经有二十年多了。这些文字引发了她的回忆和感慨。她在信中说:看了文章,“回忆往日情景,历历在目,抚今追昔,倍增伤感!加以贱躯近常闹病,体力日衰,犹能及时读到先夫往日事业之片断,颇感告慰。”七十年代初,正是中国内地“文革”如火如荼之时,大陆是没有人敢写胡政之的。从那时到现在,30年又过去了。中国国内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。《胡政之纪念文集》也已于2002年在内地正式出版。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在该书序言中写道:“胡政之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。胡政之和与他同时代的邵飘萍、成舍我等一样,都称得上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”。看来,内地学界业界对胡氏的评价正愈加提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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